新知小站 | 2026年8月14日 | 已发微信公众号：新知小站读研报

海南商发总经理助理鄢利清说过一句话：”海南商发还没建成，发射任务就已经排到了2026年底了。”

这句话把中国商业航天最核心的矛盾说得很清楚了，不是造不出火箭，不是造不出卫星，是发射工位不够用。

卫星等火箭，火箭等工位。整个产业链的咽喉，卡在了”场”这个环节。

基建问题是它不能靠写代码解决，只能靠浇筑混凝土解决，没那么快。

一、为什么要这么急：太空里的”先到先得”

理解发射工位为什么不够用，得先理解上游为什么这么急。

国际电信联盟（ITU）对卫星频率和轨道资源的分配规则，核心就八个字：先到先得，用进废退。 谁先申报、谁先发射、谁先实质占位，谁就拥有优先使用权。申报了不发射？到期收回。

具体节奏是这样的：申请被受理后，7年内必须发射首颗卫星，9年内完成总量的10%，12年完成50%，14年完成100%。任何一个节点掉链子，未部署部分的频轨资源直接收回，重新开放给全球申请。

这套规则在低轨卫星只有几十颗的年代设计的，合理而温和。但在巨型星座时代，它变成了一个加速器——谁慢了，谁就永远失去座位。

2025年12月，中国向ITU一次性提交了超过20.3万颗卫星的频轨资源申请，覆盖14个星座。这个数字远超低轨空间理论上6万到10万颗的安全容量上限。

数字看起来夸张，但这是全球通行做法。SpaceX星链申请了约4.2万颗，卢旺达（背后是法国公司E-Space）更是一次性申报32.7万颗。大规模提前申报，本质上是战略性占位，先占上再说，能不能发完是另一回事。

但占位只是第一步，真正决定胜负的是发射速度。

截至2026年3月，星链在轨卫星已超过11,600颗，占全球活跃卫星的约70%。中国在轨的低轨商业卫星总数不足500颗。千帆和星网两大核心星座合计规划近2.8万至5万颗卫星，目前在轨仅326颗，完成度不到1.2%。

2.8万颗卫星趴在轨道申请文件上，等着火箭把它们送上天。

按千帆和星网合计约5万颗卫星规划、2030年前完成部署、一箭18星计算，年均发射需求约555次。 而2025年中国全年完成92次航天发射，其中商业发射50次。

缺口不是一点半点，是数量级的差距。说到这儿，我都急出汗了~

二、中国的状况：79款火箭，20个工位

看懂了需求端的紧迫性，再看供给端，剪刀差就非常刺眼了。

截至2026年上半年，中国已有79个在役、在研或规划的火箭型号，其中16款计划在2026年完成首飞。37座火箭工厂规划年产能610发。

发射工位呢？全国四大发射场加一座海上发射基地，总共只有约20个发射工位。其中真正意义上的商业发射工位约25个，在运营18个，在建7个。

但这个数字水分很大。仔细拆解会发现：

大部分工位是”专属工位”，不是”通用工位”。 蓝箭航天在酒泉有2个工位，中科宇航、天兵科技、星河动力等也有各自工位，但这些基本是自建自用、封闭运营，不向行业共享。海南商发一号工位是长征八号专属。

真正对没有专属工位的民营火箭企业开放、且能支持大直径液体火箭的通用液体工位，目前只有海南商发二号——一个。

2025年，中国全年液体火箭发射9次，全部在专属工位完成，没有一次使用通用工位。这意味着大量没有自建工位的民营火箭企业，只能排队等那一个工位。

海南商发的情况最能说明问题。一期两个工位，截至2026年7月已完成14次发射，2026年全年排期已超过20发火箭。二期3号、4号工位于7月25日土建全面竣工，转入设备调试，但最早也要到2026年底才具备发射能力。即使四个工位全部投用，年发射能力也只到60次。

按单工位理想年发射15次计算，全国已投用工位总能力约150次。即便在建工位全部建成，超过20个工位的理论年发射能力上限约300次。面对555次的年均需求，仍有约250次的缺口。

而且，纸面工位不等于可用工位。空域协调、落区划定、气象窗口、设备维护，每一个环节都可能让一个”理论可用”的工位在某个时间段变成”实际不可用”。

2026年下半年，民营商业火箭计划至少29次发射，国家队千帆、星网商业组网约30次，总需求超过60次。当前可用工位实际容量约50至58次。光是下半年的缺口就有10到20次。

这就是行业里说的”发射位焦虑”。

三、美国的状况：SpaceX也在找地方

发射工位不够用，不是中国独有的问题。美国也一样，只是阶段不同。

SpaceX 2025年完成154次发射，全年全球约250次。FAA已批准SpaceX在四个活跃站点合计195次/年的发射许可：得州Starbase 25次/年，佛州LC-39A 44次/年（星舰），SLC-37新建两个星舰工位约76次/年，加州范登堡50次/年（猎鹰9号）。

看起来不少？但SpaceX的目标是五年内达到每年10,000次发射。FAA局长Bryan Bedford在参议院听证会上确认了这一目标，同时表示”我们需要看到更高的可靠性才会批准”。

从195次到10,000次，需要51倍的增长。这不仅仅是造火箭的问题，更是建工位的问题。

SpaceX正在佛州大规模扩建：LC-39A的星舰基础设施已接近完工，SLC-37两个新工位在建，罗伯特路Gigabay集成设施（38万平方英尺）预计2026年底投用，还计划建设一个比得州Starfactory大50%的星舰生产线。整个佛州扩建计划投资约18亿美元。

即便如此，马斯克仍在寻找海外发射场。2026年5月，SpaceX公开确认正在全球寻找星舰发射场，原因是美国现有的监管审批节奏跟不上”一年数千次”的目标。瓶颈不是火箭，是”一个工位合法地能被批准多久飞一次”。

SpaceX总裁Gwynne Shotwell对FAA局长说的原话是：公司目标是五年内每年发射10,000枚火箭。FAA副助理局长在ASCEND 2026会议上回应说，FAA预计”未来四五年内会有大约1000次发射和再入”——这是SpaceX目标的十分之一。

监管和基础设施的扩容速度，永远追不上技术的迭代速度。 这个矛盾在美国在中国都存在。表现形式不同，底层逻辑一样。

四、为什么卡在工位上

在解释一下瓶颈为什么偏偏卡在发射工位上。

第一，发射工位不是标准品，不能量产。 每一个工位都是定制化的土木工程加精密设备的组合。选址涉及落区安全、空域协调、海岸线管理（大直径火箭只能海运）、周边居民疏散半径。这不是在工厂里多开一条产线的事，是牵动土地、军事、民航、环保多个口的系统工程。

第二，建设周期长，且不可压缩。 从选址到具备发射能力，海南商发二期3号、4号工位用了近两年。航天科工火箭技术在酒泉东风商创区的发射场项目，工期350天，投资7.49亿元，这还只是EPC总承包的施工周期，不含前期的审批和设计。对比之下，一座火箭工厂从开工到投产，可能只要12到18个月。火箭的产能可以靠投资快速拉起来，工位不能。

第三，通用工位尤其稀缺。 专属工位绑定特定型号，利用率取决于该型号的发射节奏。通用工位需要适配多型火箭，技术复杂度更高，而且涉及不同企业之间的排期协调。中国目前只有海南商发二号一个通用液体工位，意味着十几家没有自建工位的民营火箭企业要共用一个”出口”。这就像十几个车队共用一个收费站。

第四，成本结构倒挂。 海南商发单次发射工位费约千万元。新建发射场处于投用初期，折旧、摊销、利息等固定成本高企，而发射频次有限，难以摊薄。发射频次翻倍，单次成本才有望大幅下降，但这又回到了”工位不够用”的死循环。越不够用，单次越贵；越贵，越需要高频次来摊薄；越高频次，越需要更多工位。

第五，大直径火箭的运输限制。 火箭直径超过4米后无法铁路运输，只能海运或就近发射。这意味着没有沿海工位的企业，运输本身就会成为问题。海南文昌和山东海阳成为热门选址，因为它们是少数能实现海运直达的发射场。

五、谁在修跑道

2026年7月下旬，72小时内的三条消息，把”发射场建设”推到了产业焦点上。

7月24日，海南文昌，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二期3号、4号工位土建全面竣工，转入设备调试。同一天，北京海淀，”北京卫星产业生态发展大会”落幕，100余万平方米产业载体规划亮相。7月27日，航天科工火箭技术发布甘肃酒泉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场EPC总承包招标，总投资约7.49亿元。

海南”十五五”规划给商业航天定下了500亿元的小目标。宁波象山86.6亿元发射基地项目正在推进。山东海阳东方航天港已累计保障25次海上任务、155颗卫星入轨。

这样，产业链上的受益逻辑就非常清晰了。

发射场建设这条线上的核心环节（）。

可回收火箭会改变游戏规则，但需要时间。 2026年7月10日，长征十号乙在海南文昌首飞成功，完成全球首次运载火箭网系海上回收。这是重要突破，但从首飞验证到工程化应用，再到高频次复用，中间还有很长的路。在可回收火箭成熟之前，工位紧张的局面不会根本缓解。火箭，最终形态是”航班化发射”。

SpaceX的目标是一天一发甚至一小时一发……

七、说几句”可能不对”的话

以上分析建立在几个假设之上，每一个都值得质疑。

第一，卫星部署的刚性假设。 20.3万颗的申报量，最终能获批多少是未知数。超大规模星座的实际部署量通常远低于申报规模，很多申报只是技术路线预留和战略占位。如果最终部署规模大幅缩水，发射需求的紧迫性也会相应降低。

第二，技术路线的确定性假设。 可回收火箭的成熟速度可能比预期快——一旦跑通，运力供给会急剧增加，工位紧张的局面可能提前缓解。但也可能比预期慢——星舰V3两次试飞失败，中国的可回收路线也还在验证阶段。如果技术突破延迟，整个产业节奏会被拖慢。

第三，政策与资金的可持续性。 商业航天目前的主要投资力量已经从市场化创投转为地方国资。国资入局带来了更雄厚的资金池，但也意味着如果财政压力加大，投资节奏可能放缓。力箭一号固体火箭已具备年产30发能力，但实际年均发射仅约3.6发——产能和实际发射之间的剪刀差，说明有产能不一定有需求，有需求不一定有工位，有工位也不一定有订单。

第四，国际竞争格局的变量。 SpaceX的星舰如果实现大规模航班化发射，运力价格可能断崖式下降。到那时，建立在”运力溢价”假设之上的中国商业航天估值模型可能需要重新审视。这不是发射工位能解决的问题，但它会影响整个赛道的投资热度。

结语

回到标题的问题：发射工位为什么越来越不够用？

答案很简单——因为卫星太多、火箭太多，而发射场太少、建得太慢。

投资者如果关注这个赛道，与其追火箭公司的星辰大海，不如低头看看脚下：谁在修跑道，谁在供燃料，谁在建塔架。火箭可以换型号，卫星可以换频段，但发射工位一旦建好，就是不可替代的物理资产。

这或许才是商业航天最朴素的投资逻辑：在所有人仰望星空的时候，看看谁在脚踏实地浇筑混凝土。

本文为新知小站AI辅助原创，仅供研究参考，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。

数据来源：国际电信联盟（ITU）、国家航天局、Gartner、FAA、海南商发公开信息、兴业证券、东吴证券、中信建投等公开研究报告及媒体报道。